毛泽东对庐山会议的一锤定音与最终裁决

毛泽东对庐山会议的最终态度

作者：李亚平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庐山之巅见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与会者不仅包括中央政治局成员，还有来自各省市区委的第一书记，以及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的负责人。会议初期，其核心宗旨在于纠正“左”倾偏差。众多与会者从各自立场出发，对“大跃进”时期累积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普遍认为尽管纠“左”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尚显不足，呼吁进一步深化纠偏工作。与此同时，也有部分与会者对过度纠“左”表示担忧，认为此举可能导致干部和群众士气低落，甚至出现右倾的苗头。

通常将会议划分为两个阶段，以7月23日毛泽东发表批评彭德怀的讲话为分界点。第一阶段被称为“神仙会”，会议氛围相对轻松；而第二阶段则转向“反右倾”运动，呈现出一边倒的趋势。

值得关注的是，在“神仙会”期间，那些被称为“秀才”的群体——他们当时通常指的是负责为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起草文件的人员，尤其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普遍显现出对前期“大跃进”运动的否定态度，并对进一步纠正“左”倾错误表示支持。颇具意味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与积极推动“大跃进”的地方领导层存在矛盾。

田家英和李井泉

自1948年开始，田家英便担纲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一职，并在庐山会议期间，同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他与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李井泉的纠纷，最终升级至庐山，直接呈报到毛泽东的案头。

自1959年春伊始，田家英受毛泽东之托，前往四川开展实地蹲点调查。在绵延近四个月的深入调查中，田家英揭露了新繁县大丰公社虚报产量的真相。随后，毛泽东致六级干部的指示信（亦即4月29日的党内通知）发布，信中着重强调了合理密植与诚实报告的重要性。这两项指示所涉及的问题在四川地区普遍存在，且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然而，毛泽东的指示信并未得到有效传达，四川省并未在县级以下进行公布。田家英不畏艰难，毅然决然地打破了封锁，将指示信在蹲点公社进行广播。

李井泉

因此，有关大丰公社在密植问题上一反常规的做法，消息迅速传播开来。在四川省委的一次会议上，因田家英对高度密植提出异议，与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发生了争执。经讨论，省委最终作出决定，全省将维持高度密植的种植模式，但允许田家英所辖的公社采取较为宽松的种植密度。

抵达庐山之后，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了公社夸大其词、虚报产量的现象，同时将调查组收集到的劳动模范罗世发对浮夸风和过度密植等问题的不满意见呈递给了毛泽东。这一事件激怒了李井泉，导致他与田家英发生争执。在小组会议中，田家英提及基层因压力而虚报产量等问题时，组长李井泉对他的言论进行了指责，以至于讨论无法继续。最终，争议上升至毛泽东处，但毛泽东并未明确指出是非曲直。

李锐和柯庆施

自1958年初起，李锐便担任了毛泽东主席的兼职秘书，并在同年庐山会议期间，身兼水利电力部副部长一职。在庐山之会上，李锐与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分歧。

李锐

李锐回忆，1958年春季，矛盾便开始显现。在3月的成都会议期间，柯庆施找到李锐，委托他撰写一篇关于教育和文化“大跃进”与“大革命”的文章。李锐勉强草就了一两千字，但效果并不理想。柯庆施曾对他人表示，李锐的文章并未达到预期。同年5月，华东地区计划会议在上海召开，工交部门的主要负责人齐聚一堂，协助制定1959年的“跃进”计划。李锐作为水利电力部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上，华东地区的钢产量指标被设定为600万吨，但李锐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电力供应难以保障。柯庆施对此表示不满，多方劝说，但李锐依然坚守自己的观点。随后，李锐还向毛泽东写信，指出按照华东地区的计划，全国将面临100亿度以上的电力短缺，认为该计划缺乏足够的弹性。然而，这封信并未引起毛泽东的重视。

在庐山会议期间，李锐于7月20日的小组讨论中明确指出：华东地区设定的600万吨目标，实属过于乐观，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此番言论，无疑是对华东地区负责人柯庆施的直接回应。

柯庆施

23日，毛泽东发表讲话后不久，会议的气氛迅速变得紧张起来。在这之后的几天里，柯庆施曾在午餐时间前来与李锐举杯共饮。李锐高声回应道：“柯老，您曾是见过列宁的尊贵人物，何苦与晚辈争执不休？”言罢，他转身回到餐桌，不再理会柯庆施。

陈伯达和叶飞

自1939年起，陈伯达便担纲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并在庐山会议期间担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要职。关于他与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之间的矛盾，虽鲜有详细记载，但从中仍可窥见一二端倪。

陈小津在其著作《我的“文革”岁月》中记载：“在‘大跃进’时期，陈伯达抵达福建进行蹲点，自诩为‘钦差大臣’，对福建省委诸多指摘，频提建议。叶飞对陈伯达的一些行为颇为不满，遂与之发生争执。叶飞直言不讳地称其为‘书生之见’。陈伯达返回北京后，向毛泽东揭发了叶飞，然而毛泽东并未对此作出回应。”

陈伯达

另一种关于此事的记录显示：1959年的一月和二月，陈伯达重返故里，福建晋江地区成为了他的临时居所，他在南安南厅乡的满山红大队度过了超过二十天的时光，期间参与了工作组的活动，深入基层进行实地调查。2月26日，他致信省委，并将信件上报中央，同时转达给了毛泽东。在信中，他提出了若干问题，其中涉及闽南地区土地的多样性与农业生产的不均衡性，强调农业生产计划应因地制宜，并与群众共同商议确定。此外，他还指出晋江地区在提升贫困村和山区收入水平时，采取了挖肉补疮的策略，导致了一定程度的平均主义倾向。在处理社员报酬问题时，他建议将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

陈伯达在其报告中提出了诸多符合实际的见解，这些意见实质上反映了晋江地区干部与民众的普遍心声。这些观点对毛泽东坚持纠正“左”倾错误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信函发出不久，福建省委即举办了自解放以来规模空前的六级干部大会，参会干部高达1.4万人。在会议上，叶飞代表省委进行了自我批评，特别针对公社体制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反思。通过前后对比分析，不难看出陈伯达的调查报告与福建省委的检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叶飞

在“神仙会”期间，陈伯达先后发表了两场时长颇长的讲话，对“大跃进”运动中显现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犀利批评。他针对福建省的工作提出了质疑，由此与叶飞引发了激烈的争执。进入7月23日之后，陈伯达在小组讨论中遭到了批判，而他前往福建的调查之举亦被再次提及。

胡乔木和曾希圣

自1941年开始，胡乔木便担纲毛泽东的秘书，并在庐山会议期间担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要职。他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之间的争执焦点，主要集中在《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上。

依照既定计划，会议持续了近半个月，最终以一份纪要性质的文件告终。文件的起草工作由毛泽东最初指定的五位成员负责：胡乔木、杨尚昆、陈伯达、吴冷西和田家英。7月13日，毛泽东提议起草小组吸纳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李锐、曾希圣和周小舟，共同起草《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据李锐回忆，谭震林与曾希圣在“大跃进”期间曾担任先锋，然而他们并非主要的起草人员。

国民经济某些领域的比例失衡、公社化运动中的“共产风”现象、以及命令主义与浮夸作风等问题。

曾希圣作为起草小组的一员，也对现有文本的表述持有不同意见。在19日的讨论中，他指出安徽省的主要问题在于过分追求共产主义风潮。他比喻干部们对缺点的看法如同玻璃上的一点墨水，轻易可擦去。至于上年度工农业比例的失衡，他否认了这一说法，强调工业和农业都有显著的增长。他对于工业内部比例的失衡持乐观态度，认为这种大规模的实践本身就是一种宝贵的教育机会。

曾希圣

曾希圣，作为起草小组的一员，对《议定记录》的批评显得尤为引人关注。从他的发言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在为“共产风”进行辩护，并对工农业比例失调的现象予以否认，这无疑直指三个显著的问题。

随着彭德怀的信件已对外发布，二十日后的讨论焦点便更多地聚焦于彭德怀的信件内容。因此，胡乔木与曾希圣之间的争论刚一爆发，便迅速转移了方向。

吴冷西和吴芝圃

吴冷西虽未担任毛泽东的正式秘书，然自1956年起，频繁参与为中央政治局草拟文件，始终紧随毛泽东左右，庐山会议期间更是身兼新华社社长与人民日报社总编辑之重任。据史料所载，他在庐山会议期间并未与地方负责人发生任何争执。然而，会前他与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之间的矛盾，却有所显露。

吴冷西

1958年十月下旬，吴冷西与田家英受毛泽东派遣前往河南新乡执行实地调研任务。11月5日，他们乘坐专列向毛泽东汇报了调研情况。吴冷西在报告中重点提及了修武县委书记所提出的问题。该书记对于一县一社的全民所有制和供给制表示了担忧，认为若公社实行全民所有制，灾年可能会引发饥荒，而丰年则可能因粮食价格低落而损害农民利益。

毛泽东对县委书记的观点表示赞同。在汇报到部分公社推行集体住宿制度时，毛泽东情绪激动地指出，这种做法岂不是在给国民党对我们的污蔑行为添砖加瓦？他强调必须禁止这种行为，维护家庭的完整。

于紧接着召开的郑州首次会议上，11月10日，毛泽东对河南省计划在四年内过渡至共产主义的目标提出了批评，认为其马克思主义思想过于激进。在庐山会议的讨论中，毛泽东对某些地方过分激进的拆散家庭行为表达了不满。随后，在1962年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第一次郑州会议曾对吴芝圃进行了批评。

吴芝圃

观察上文，吴冷西等人的汇报，成为河南省委领导在会议上受到指责的关键因素。吴冷西本人亦认同，他们的调查报告对毛泽东的决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尽管缺乏确凿证据显示吴冷西与吴芝圃在庐山会议上发生过争执，但两人对于“大跃进”期间某些措施的看法存在差异，并将这些分歧直接呈现在毛泽东面前，这一点是可以推论的。

纷争的缘由

需明确的是，庐山之上与“秀才”们引发的冲突远不止于上述几位地方管理者，还有其他个体亦参与了其中，涉及的矛盾错综复杂。尽管如此，上述冲突尤为激烈且具有典型性。那么，我们应如何审视这一现象呢？

矛盾之产生，主要源于“秀才”阶层对于“大跃进”运动及其纠“左”政策的见解，与部分地方领导层的观点存在显著差异。

在“神仙会”期间，那些“秀才”们对于持续推进纠“左”工作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与协同，展现出强大的活力，进而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秀才”们致力于纠偏的主要工作即是拟定《庐山会议诸问题议定记录》。五位“秀才”均参与了起草小组，并肩负起核心职责。《议定记录》的初稿，系统而尖锐地指出了“大跃进”运动中的错误。自17日起，经过重组的小组将重点转向了对下发的《议定记录》及彭德怀信件的讨论。在前几日，批评的焦点多集中在《议定记录》上，对彭德怀信件的批评则相对较少。可以说，大约在20日之前，《议定记录》已逐渐成为“秀才”们与坚持或推动“大跃进”的地方领导层之间矛盾和争议的焦点。

“秀才”群体在坚持纠正“左”倾错误方面，另一显著表现是对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坚定支持。据胡乔木回忆，在“神仙会”期间，张闻天曾多次造访他的住处，与田家英、吴冷西等人小聚。他们对国内形势持有相似见解，均主张深刻反思“大跃进”的教训，以期彻底纠偏“左”倾路线。彭德怀的信件公开发表后，18日，“秀才”们私下热议此信，纷纷表示兴趣浓厚，认为信中观点与己相符。当彭德怀的信件遭遇非议时，“秀才”们亦以各自方式表达了对他的支持。19日的小组会议上，胡乔木为《议定记录》进行辩护，尽管他并未直接提及彭德怀的信件，实则表达了对信件内容的支持。20日的小组会议上，李锐发言称，彭德怀的信件提出了一些对立意见，激发了深入的讨论，这种精神值得肯定。在小组会议中，每当有人对彭德怀提出批评，吴冷西便三次挺身而出为他辩护。两股坚持深入纠“左”的力量在信息交流和精神认同上形成了共鸣。

审视某些地区的负责人，尤其是那些在1958年风波中扮演重要角色且错误较为严重的负责人，在庐山会议初期，他们的观点是问题并不严重，且已基本得到解决。他们主张，当时的问题在于纠“左”导致干部和群众士气低落，应当振奋精神，继续推进“大跃进”。对于“秀才”们积极倡导纠“左”的立场，他们则予以反驳。田家英分析认为，另一阵营的领导层由柯庆施、李井泉等人领衔，他们组织力量对《议定记录》进行攻击，并对彭德怀的信件进行指责。在23日之后的批判中，有人将“秀才”们与彭德怀相提并论，称他们同气连枝。

一方争执的焦点集中于毛泽东的秘书群体之中，这亦凸显了需关注“秀才”们所拥有的独特身份。

“秀才”们常伴左右，便于洞察毛泽东的旨意与动向，同时也有更多机会向其传递信息，施加影响。在“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屡次派遣秘书深入各地进行实地调研，以掌握一线情况。这些秘书提供的信息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决策。在与其他地方负责人的争执中，田家英、李锐、陈伯达等人通过书信和材料的形式表达意见，而吴冷西则选择直接向毛泽东汇报。

除却对毛泽东的亲近与影响，这些“秀才”亦凭借其特殊地位，试图对会议进程施加其影响力。田家英曾提出建议，一是派遣胡乔木在会外与各省市区的委第一书记及部委负责人进行交流，促使他们敞开心扉，进行自我批评。胡乔木依计而行，此举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二是胡乔木将小组会议中气氛沉闷、讨论失误遭遇阻力的情况向杨尚昆汇报，并恳请他向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进行转达。胡乔木亦付诸实践。

“秀才”们得以便捷地听闻最高决策，并积极参与其中，这无疑对纷争的另一边施加了压力。鉴于对手乃毛泽东身边的亲信，他们更是不得不全力以赴。毛泽东洞悉了他们的内心所思。在7月17日的一次谈话中，谈及双方的“官司”，毛泽东对“秀才”们直言不讳：“他们（各省市区负责人）掌握着当家作主的大权。‘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之常情便是捍卫自己辛勤劳作的成果。”

相对“秀才”群体，部分地方领导人亦在积极对毛泽东施加影响。6月29日、7月10日、7月22日，毛泽东先后与大区领导展开了一系列关键性的对话。尤其是7月22日的交流中，地方领导们力图对毛泽东产生深远影响。柯庆施、李井泉对纠偏“左”的错误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们认为，当前小组会议中，对“三面红旗”的批评之声日益增多，甚至有人出现了偏离立场的情况。柯庆施更是直言不讳，指出当前亟需毛主席发表重要讲话，以抵御这股不良风潮，否则队伍将面临分裂的危险。“三面红旗”与“队伍分裂”正是毛泽东所极为关注的焦点，此次建言直击要害，促使毛泽东下定决心开展“反右倾”运动。

毛态度定。

在对“秀才”群体与地方当权者之间纷争现象的深入剖析中，我们不难发现，毛泽东在其中扮演了最终裁判者的角色。对于毛泽东而言，一方是他身边的亲信，另一方则是他对“大跃进”战略所倚重的关键力量。在纷争的初期，他并未急于作出决断。

“你批评别人一些不好的地方，别人反过来指责你，这是人之常情。适度的紧张有助于反思，想想自己是否也有不妥之处。”

对“秀才”落败的裁决结果进行审视，一方面揭示了毛泽东在处理“大跃进”问题时，与部分地方负责人持有相似的观点。另一方面，这也昭示了在那个时期，他依然对常规机构中的干部保持着深厚的信赖与依靠。在当时，他身边的亲近人士在政治活动中所释放的能量与所起的作用，尚不及“文化大革命”时期，尤其是他晚年时期身边之人所能达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