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日常：你所不知的挥霍

王洪文起初获得了位于康平路的一套四室公寓，紧接着又获得了座落在郊外的一座三层洋楼。随后，他又拥有了东湖路七号的一座豪华别墅，其中不仅设有游泳池和网球场，设施之完备令人赞叹。然而，即便如此，他对这些仍觉不够满意，进而向上海市革委会提出，希望将东湖路电影院划归己有，用作私人影院。

抵达北京之际，中央政府为他赐居钓鱼台16号楼。然而，他对于住所的宽敞程度并不满意，遂命人在郊区另行建造了两座别墅，单是建筑面积就已分别达到了700平方米与1700平方米之巨。

姚文元抵达北京后，一家五口便搬入了这座拥有六十余间房屋的四合院。然而，不久后，他们却觉得院落过于逼仄，于是又搬迁至一座拥有125间房屋的宽敞四合院（位于北京八中附近）。为了迎接这一搬家之举，仅装修费用便高达十三万余元。

1978年，北京市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仅为365元。彼时，每户平均人口数为4.1人，户均年收入大约在1500元左右。换言之，这相当于当时整个市区大约87户家庭的年度总收入。

根据若干经济学研究，“文革”时期，一元人民币的购买力相当于现今约100元人民币。据此推算，当年的装修费用换算成今日货币，约为1300万元人民币，即便是放诸今日，这一数字亦足以令人瞠目结舌。

林彪、康生等被誉为“清心寡欲”、深居简出的“老同志”，他们的住宅规模亦颇为宏大。

林彪在毛家湾的住所占地1.7万平方米，其中林彪个人使用的建筑面积约为2800平方米。此外，连同“林办”的办公楼，整体建筑面积超过11000平方米。

康生所拥有的竹园四合院，总计拥有115间房屋，占地面积逾2万平方米。此处原为盛宣怀的宅第，建国初期，董必武曾暂居于此，然因其规模庞大，仅短暂停留便离开了。

康生气度非凡，却未曾有过大的变动，竟在此地安居乐业长达十九载。自改革开放以来，此地因设施之豪华、环境之宜人，一度成为接待外宾的热门之地。匈牙利总理、瑞典副首相等政要曾在此留宿。

江青饮食最挑剔。

据她的秘书杨银禄所述，她进食鸡蛋时，仅挑选蛋白食用，绝不允许蛋黄的踪迹。对于雏鸡，她偏爱半斤重的份量；至于鱼类，她总是剔除头部与尾部。在螃蟹的选择上，她偏爱雄性而非雌性。菠菜需制成细腻的菜泥，芹菜则需除去纤维，绿豆芽则需去除头尾部分。

江青对保健品情有独钟，尤其偏爱进口蛋白粉，其价格更是高达数十美元。据王稼祥夫人朱仲丽——一位长期从事卫生与保健工作的专家——回忆，江青所索要的滋补品单次价格便高达数万元，这些滋补品均需由相关部门从香港精心采购。

江青对茶饮养生亦情有独钟。她曾一时兴起，决意在钓鱼台亲自栽植龙井茶树。为此，她下令空军派遣四架大型运输机，将优质的茶树从浙江杭州运送至此，并在冬季为茶树搭建暖房，以避免其遭受严寒的侵袭。

鉴于北方气候寒冷，不利于茶树的繁衍，未满一年，那些茶树便纷纷枯萎。于是，她便请空军出动飞机将这些茶树运回杭州。值得一提的是，在“文革”期间，空军几乎沦为江青专用的“顺丰快递”。

1971年二月，她于广州休憩之际，需添置一件小大衣，空军便紧急派遣专机，火速从北京将其运送至此；而到了九月初，当她身在北京时，忆起曾在青岛使用过的一张卧榻，随即又指派一架大型运输机，将该卧榻运送过来。

王洪文讲究吃喝。

1975年，他携家人返回上海短暂逗留，精选的食材均来自四面八方，力求新鲜。诸如南通的蛤蜊、宁波的青蟹、苏州的石榴，以及从广州空运而来的新鲜菠萝与香蕉等水果，皆成为餐桌上的佳品。

王洪文对西餐情有独钟，抵达北京后，特地从锦江饭店聘请了一名擅长西餐的厨师。其中，牛尾汤与焗牡蛎等佳肴，尤为他钟爱。此外，茅台酒亦是他心头的至爱，以至于他连早餐时也离不开这款美酒。

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当警卫局的工作人员对王洪文的办公室进行清查时，他们注意到其中最为显眼的物品乃是一个大型的酒柜，柜内陈列着琳琅满目的茅台美酒与中华香烟。

他的这些兴趣与现今被查办的贪官有何本质区别？毕竟在那个时代，全国民众都是依靠粮票来换取口粮的，城市居民每月仅有三十多斤，常常面临饥饿；而农村居民则只能以糠菜充饥，甚至嚼树皮为生。

随着基本物质需求如住房与饮食的满足，生活的其他“品味”亦随之提升。王洪文将上海轻工业局视为私人的供应基地，频繁派遣秘书前往提取高档手表、家具以及家电等物品。仅1975年与1976年两年间，他所取走的物品总价值便高达13万元以上。

久掌权柄之后，王洪文虽出身贫寒，却也逐渐讲究起来，对国货渐生轻视。上海外贸部门便成了他的专属供应地，他陆续派人从那里取走了价值五十多万元的进口电视、手表、烟酒以及各类日常生活用品。即便是钓鱼竿与汽车喇叭，他也只选用进口货。

这些物品若按现行物价折算，价值已达数千万元，这难道还不是严重的贪污行为吗？

身为艺术家的江青，其生活品味自是极高。她与当今高收入女性有着相似的喜好，对巴黎的时尚产品情有独钟，甚至一套假发就能价值高达四千五百法郎。

江青对世界名人的着装尤为关注。某次，她在电视上瞥见了菲律宾总统夫人马科斯的装扮，其服饰之美令她印象深刻。于是，她抓住马科斯夫人访华的契机，特地指派服装研究部门为她量身打造了一件黑色绣有精美花纹的连衣裙，以及一双装饰着云头图案的鞋子。

江青，与当代讲究生活品质的人士无异，她对水质问题亦十分重视。在70年代，她曾偏爱广州的居住环境，却因所住别墅水质不佳而心生嫌弃。于是，她下令特别挖掘了一条长达10公里的管道，将山泉水直接引至其住所之上。

她对洁白的沙滩情有独钟，对广州的沙质颇感不满，遂特地派人从海南运来细腻的白色沙粒；对于吉姆车冷风的困扰，广州相关部门迅速行动，一次性为其购置了六辆奔驰。

江青嗜好摄影与外国电影。

众所周知，江青在摄影艺术领域堪称专业水准，然而，她所付出的国库经费代价亦不容小觑。她所采用的摄影设备均为国际一流进口产品。据记载，仅1972年从香港进口的6万米伊斯曼胶卷，其费用便高达数百万元。

江青的拍照道具之丰富，堪称琳琅满目。1975年，她为前往山西大寨进行摆拍，特地请来了特级裁缝量身定制了一套仿“大寨农民”的服饰，更不惜从北京运来四匹骏马，其他物品更是装载了数辆卡车。

在“文革”时期，观赏外国电影并非如同现今般便捷——只需花费几十元人民币便能在影院中观影。那个年代，我国与外部世界文化交流受限，若想欣赏外国电影，则必须先行支付高额的进口版权费用。为了迎合江青的个人欲望，仅在1975年，国家相关部门便进口了550部外国及香港电影，耗费资金高达1500万元。

为了提升观影体验，张春桥特地斥资100万美元，从海外购置了顶尖的放映设备，这实则是一种昂贵的文化“专供”。

杨银禄回忆道，江青自晚上8点起，常常邀请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以及王洪文，一同前往钓鱼台17号楼的礼堂观赏电影。尤其是外国原声影片，她还会特地请来外语翻译。那宽敞的礼堂，有时仅他们五六人同在，有时则只有江青一人独享，在昏暗的灯光映衬下，总显得空旷而深邃。

那个时代官员们的“雅贪”更为令人恐惧，“雅贪”即指他们肆无忌惮地攫取珍稀文物。

江青曾多次从北京文物管理处盗取文物，累计达94次，涉及古玩、字画、金表等共计1087件，以及超过4600册的古籍。然而，她为此类文物所付出的代价仅为20.64元，其中，清宫的文房四宝象牙笔仅以1分钱购得，墨锭则花费了2分钱。

康生，这位颇具深厚“文化底蕴”的人物，在“文革”期间可谓是“收获颇丰”。他所掠夺的图书数量高达34000余册，古玩、字画、印章等珍贵藏品亦超过5500件。其中，不乏宋元、明代的珍贵孤本，以及众多周朝时期的青铜器。

康生为了实现所谓的“合法”拥有，便采取向文物管理部门支付款项的方式获取诸多珍贵文物，例如宋拓的汉石经，其成交价仅为10元；而黄庭坚的《腊梅三咏》，成交价更是低至5元。

康生对文管处工作人员所估价值之高表示不满，并指责他们“缺乏无产阶级情怀”。彼时，北京汇聚了众多收藏界名流，康生对他们所藏珍品早已觊觎已久。随着“文革”的爆发，他暗中指使造反派以抄家为借口，盗取了这些收藏家的文物。

康生曾访问邓拓府上，鉴赏了邓拓珍藏的古籍与艺术品。邓拓家中遭抄家后，康生随即前往文物库房寻找珍宝。傅惜华乃文化界泰斗，知名藏书家，康生屡次前往文管处询问：“傅惜华的藏书是否已汇集？”

康生所涉文物盗窃事件，波及到齐燕铭、邓拓、阿英、龙云、章乃器、傅忠谟、赵元方、齐白石、尚小云等共计96位知名人士，以及25家单位。

即便是最为“淡泊名利”，对文化艺术并无浓厚兴趣的林彪与叶群，亦难以抵挡珍贵文物的魅力。在1968年至1971年期间，他们先后亲自或派遣他人，从文物管理部门取走字画共计1858幅，其中更有一幅为褚遂良的真迹，图书则达到5077册，而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仅为766元。

此外，林家从故宫“借”来了超过千件精美的玛瑙、翡翠、象牙雕塑、瓷器及字画，这些珍宝密布于卧室内。林彪晚年闲暇之余，最喜在家中把玩那些从故宫“借”来的精致八音盒。

林彪集团中的“大老粗”成员亦分得颇丰。据北京市文物管理部门的统计数据，黄永胜私藏文物342件，图书5702册；吴法宪则拥有文物151件，图书620册；李作鹏的藏品包括文物579件，图书1494册；邱会作亦收藏文物188件，图书1161册。

黄永胜之夫人曾从前任广州市市长朱光处骗得名人之画卷七十七幅、碑帖八卷、线装古籍三箱共计五百一十册，悉数奉献给了叶群。

面对一些知名人士的珍藏，即便是在“文革”期间，那些新兴的权贵们也不免心生顾忌，于是纷纷顺其自然，施以人情，公平分配这些宝物。比如，著名画家叶浅予在遭遇抄家后，其33幅名画被瓜分：林彪获得其中16幅，江青则分得古墨、镇尺等物品3件；陈伯达则得到了张大千、徐悲鸿的画作共计11幅；康生则拥有潘天寿的《野趣图》及多枚名贵印章，共9件；李作鹏则分得1件。

他们常结伴抢夺“战利品”。

1970年5月2日，康生带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陈伯达等一众人等，涌入文管处的库房，各自挑选心爱的物品。

身为专家的康生，在一旁提供专业的指导。在管理人员面前，他们生怕失了身份，于是屡屡装作谦逊，互相推让，并互相赠予礼物。

在那个年代，官员们的贪污腐化不仅体现在物质与生活的层面，他们如同历代贪官污吏一般，热衷于结党营私，竭力将个人权力与利益推向极致。

康生的子嗣张子石，在“文革”期间，由青岛市教育局局长的职位迅速跃升至山东革委会常委，继而又执掌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杭州市委第一书记的重任；而江青所青睐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于会泳、浩亮与刘庆棠，亦迅速被擢升为文化部长及副部长。

王洪文晋升为副主席之位后，即刻命王秀珍列出名单，于中央要害部门中安插人选。他毫不犹豫地一次性选定18位副部级以上干部，皆为其在上海工人造反派中的亲信兄弟。

晋升后的亲信们，亦如旧时官僚般，深知以德报德之道。马天水频频指使上海市革委会财务部门向王洪文等人发放生活补贴，更有甚者，还为王秀珍等人特别设立了“妇女营养补贴”。

自“四人帮”被粉碎后，警卫局对王洪文的办公室进行了查抄。他们在保险柜中发现大量装有现金的信封，这些现金系上海部分机关秘密给予王洪文的“生活津贴”。甚至王洪文的警卫员亦未例外，每月额外获得15元的“关照”。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黄涛，每逢进京，总会携带礼品，累计奉上200余块高档手表，以示对张春桥的敬意。

1976年，张春桥之女喜结连理，特地在上海锦江酒店举办了盛大的婚宴，宴席摆设超过五十桌。这场婚礼收到了众多当时堪称奢华的礼品。徐景贤赠送了一台价值两千余元的德国彩色电视机，而陈阿大则献上了1000元的礼金。

这些来自工人农民阶层的所谓造反领袖，他们的兴趣与行为，难道与那些他们每日所嘲讽的封建、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分子有何本质区别吗？

短短数年执掌权力，便堕落至此地步。试想若他们长期占据高位数十年，又将陷入何种深渊？再者，各级官员滥用手中职权，暗中腐败之风亦盛。

上海造反派的首领徐景贤，对进口蔬菜情有独钟，曾一掷千金，一次便耗资9600元；王秀珍为求得几斤特殊毛线，不惜动用整个生产线；陈阿大则独占两套豪华别墅，其中一套便位于新康花园的15号楼，该花园在上海享有盛誉，是高档洋楼中的佼佼者，张元济、赵丹等众多文化名人曾在此留下足迹。

不言而喻，无论在全国的哪个地区、县城，或是国有工厂，那些造反派头目一旦掌权，无不趁机中饱私囊。往昔，农民在分配粮食时，流行这样一句俗语：

“优质粮食归属于大队干部，次等粮食则归小队干部所有，而泥泞之粮则归属普通百姓。”

更遑论上级分配的参军指标、工农兵大学入学名额，这些首先便被公社和大队的干部所瓜分，寻常百姓对此只能是望尘莫及，更是不敢奢望。

在那个时期，购置衣物需凭布票，而农民若无门路，便难以获取布票。因此，衣物往往由大人传给小孩，哥哥传给弟弟，新衣变旧衣，新三年旧三年，反复修补，三年又三年。大人和小孩的衣服上，补丁层层叠叠，密密麻麻。

在文革的尾声，上级部门分发了一种名为“尿素”的进口化肥，其效果显著，能使农作物生长旺盛，堪称神奇；更为神奇的是，装化肥的布袋，其坚固耐用程度甚至超过了供销社出售的布料。遗憾的是，这些珍贵的物资并未落入普通百姓之手，而是被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们私吞，用以制作衣物。

众多官员身上似乎刻有“净重50公斤”的字样，而裤腿间则隐约标明“含氮量80%”。至于尿素袋，更是仅有村中干部能够轻易获取，普通社员则鲜有此等机遇。

于是，百姓编歌嘲讽。

大小队干部均配备了尿素裤，正面印有“日本”字样，背面则标记为“尿素”。无论是大干部还是小干部，每位都有一条尿素裤，颜色各异，有黑色的，有蓝色的，唯独不见社员的踪影。

那个时代并非一片纯净，没有贪污与堕落的身影。尽管“文革”中的造反派起初以反特权、反官僚等级制度为旗号，然而在掌权之后，他们却沉溺于新的特权，甚至超越了过往。从“文革”中的贪污腐败现象来看，它绝不可能构筑出一个理想化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