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三甲塬：三位革命家命运的分水岭

1932年2月，正当西北反帝同盟军进行改编的关键时刻，甘肃正宁县三嘉塬地区突发“三甲塬事件”，就是西北反帝同盟军领导人谢子长下令收缴刘志丹部队枪械的事件。“三甲塬事件”不仅触发了陕北地区的肃反运动，引发了西北红军的内部裂痕，还间接促成了高饶事件的爆发。更重要的是，它牵连出了所谓的“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案件，这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带来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要探析“三甲塬事件”的深层含义，我们有必要回溯至陕北红军的两位杰出先驱——谢子长与刘志丹。这两位先贤不仅构筑了西北红军的根基，亦奠定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基石。而这一切，正是始于一场名为“兵运”的壮举。

谢子长（1897—1935），作为陕北红军与苏区的重要缔造者之一，他在1928年毅然投身于领导渭华起义，为革命事业点燃了星星之火。1930年8月，伴随着中共陕北特委的正式成立，中共陕北行动委员会军事指挥部亦随之诞生，谢子长受命担任总指挥，肩负起军事指挥的重任。他曾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前往上海中共中央特科接受专业培训，培训结束后，他重返陕北，继续在甘肃平凉地区从事兵运工作，并在陕北各地辗转作战，为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立下了赫赫战功。

刘志丹（1903.10—1936.04），作为西北红军与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关键奠基人之一，其名载史册。1928年，他不仅投身于渭华起义的领导行列，更荣膺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之职。1930年，刘志丹投身红二十六军的创建工作，并肩负起政治委员的重任。在陕北，他积极推动兵运工作，同时，在从事“军运”的过程中，他不遗余力地争取、教育和改造绿林土匪武装。在他的感召下，众多绿林豪杰，如赵连璧（赵二娃）等，纷纷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31年10月，刘志丹创立了陕甘边游击队（通称南梁游击队），为革命力量的壮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1年9月，晋西游击队员阎红彦、拓克宽、黄子文等率领数十勇士，与师储杰所指挥的烟商保镖武装两百余人携手，共同组建了师储杰大队。该队在陕北的安定、延川等地展开了英勇的游击战，被民间亲切地称为“陕北游击队”。至10月下旬，他们与刘志丹领导的陕甘边游击队在南梁地区实现了胜利会师。会师后，革命武装队伍迅速壮大至700余人，并迅速占领了华池的二将川、城壕川、悦乐川等战略要地。

三甲塬事发现场

1931年11月，中共陕西省委委派谢子长与高岗两位同志抵达南梁。高岗同志传达了省委的紧急指令，要求对部队进行整编，并迅速构建一支正规的红军队伍。同时，他宣布在南梁地区着手创建革命根据地。然而，在关于何种旗帜下行动以及部队改造方案的讨论中，与会同志们展开了热烈的争论。

谢子长与阎红彦对陕西省委的决策给予了坚决的支持，力主迅速树起革命旗帜，并着手组建陕甘游击队红军，全力以赴投入游击战。然而，刘志丹鉴于过往的挫折经历，持有不同的观点。他深觉，目前我军规模有限，结构亦较为复杂，若急于树起红旗，恐将招致敌人过度关注，这对游击队的生存与壮大无疑是不利的。鉴于此，他提议先在陇东军阀陈国璋麾下暂时隐蔽，借此机会壮大自身实力，待时机成熟，再行考虑正式举旗。

谢子长与阎红彦亦指出，刘志丹所率领的南梁游击队中，众多成员源自绿林，构成复杂。鉴于此，他们认为有必要对那些不可信赖的成员采取行动，包括解除武装、解散队伍，乃至执行枪决。然而，刘志丹并不同意立即对部队实施“清洗”，他更倾向于以教育和改造为主，对于那些难以改造的个别人选，则进行必要的清理。

鉴于双方意见的显著分歧，谢子长与刘志丹的争执愈发尖锐，以至于阎红彦也不免与刘志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尽管经过了一番深入的讨论，部分观点仍旧未能达成共识。

至1931年12月，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决议，将陕北游击队与南梁游击队整合，组建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谢子长同志被任命为总指挥，刘志丹同志担任副总指挥。该同盟军下辖两个支队及一个警卫大队，总兵力逾700人。陕北游击队被改编为第一支队，由师储杰同志出任支队长。该支队下设三个大队及一个警卫队，其中，第一大队由阎红彦同志担任队长，第二大队则由杨鼎同志领导。副队长吴岱峰；第一大队由赵连璧同志担任队长，刘景范同志担任副队长；第二大队则由杨培盛同志担任队长，白冠五同志担任副队长；第三大队由贾生财同志担任队长，谷聚山同志担任副队长；警卫队则由刘丕杰同志担任队长。

1932年1月，刘志丹与谢子长携手领导西北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的三甲塬地区进行了军事整训。同盟军成立后，队委会便围绕部队改造及红旗策略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尽管谢子长曾指派阎红彦、杨重远与刘志丹进行深入交流，以期达成共识，但刘志丹依然坚持己见。面对双方意见的分歧，谢子长等人未经刘志丹的同意，便秘密召开队委会，决定采取果断行动：首先收缴第二支队的武器，对部队进行内部整顿，随后再公开升起红旗。

在三甲塬，面对物资补给的重重难关与春节的日益临近，师储杰与赵连璧（赵二娃）毅然组织人员外出，设法筹集所需物资。然而，不幸的是，其部下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发生了抢劫民众财产的严重事件，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谢子长闻讯后，立刻召集了一支队的党员大队长及以上负责人，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但未邀请刘志丹和师储杰出席。在会议上，谢子长严肃指出赵二娃等人违反了群众纪律，故意将群众的食物丢弃井下，并在夜间进行抢劫，严重侵犯了民众的财产安全，引发了群众的恐慌与对我们的误解。经过深入讨论，最终决定利用部队开拔前的集合讲话时机，收缴第二支队的枪械，并对赵二娃进行处决。

刘景范（左2）

及至1932年农历正月初一的2月6日，谢子长利用部队集结训话的时机，将全军将士以及各支队领导、大队队长汇聚一堂。言毕，他继续说道：“我们这支队伍构成复杂，其中不乏个别成员，他们徒有虚名，实则行径悖谬，如同挂着羊头却售卖狗肉一般。”一队缴获二队枪支。话音方落，白锡林即刻将赵连璧紧紧搂住，而阎红彦则毫不犹豫地举枪射杀了赵连璧（赵二娃），紧接着夺走了刘志丹的武器。与此同时，第一支队的警卫队亦迅速将第二支队第三大队副队长谷聚山及第一大队第一中队的王队长击倒，并造成第二支队第二大队副队长白冠五受伤。在第二支队完全丧失武装之后，谢子长当众宣布解散该支队，令士兵们各自归家，而干部则被逐出同盟军。刘志丹随即遭到了谢子长和阎红彦的软禁。

刘志丹对此缴枪之举心怀不悦，亦深感挫败。事件发生后，他与谢子长一同步入一间屋室。面对收缴武器的决定，刘志丹表达了不满，而谢子长则试图安抚他，言道：“我们虽收缴了土匪的枪械，却从未将你视为敌人。”自此，刘志丹与谢子长、阎红彦等人之间的分歧与矛盾，便公之于众，再无遮掩。

此次缴械事件所带来的后果不堪设想，谢子长等人的所作所为，不仅使第二支队一大队队长及其部分官兵遭受了伤亡，更导致整个第二支队的瓦解，仅剩数十人苟延残喘。刘志丹率领的逾400人的队伍也随之迅速土崩瓦解。原本出自烟商武装的第一支队支队长师储杰，因担心自己“成分复杂，不可靠”而害怕遭到清洗，于是在那一夜便带着第一支队的200多名士兵携带武器叛逃，投降于杨虎城麾下，成为其部下一营之众，而他此后亦放弃了武装生涯，转而投身商海。自此，反帝同盟军仅剩百余人，革命力量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刘志丹雕像

在“三嘉塬事件”发生后的第三日，省委巡视员高岗自西安抵达三嘉塬，宣布释放了刘志丹。

1932年2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宣告成立。谢子长担任总指挥一职，李杰夫出任政治委员，杨仲远则兼任参谋长。该游击队下辖两个大队、一个骑兵队以及一个警卫队。第一大队由阎红彦担任队长，杨仲远同时兼任政治委员；第二大队的队长是吴岱峰，政治委员则由高岗担任；警卫队的队长是白锡林，政治委员是胡廷俊；骑兵队的队长则是强龙光。全军总人数超过两百人。

谢子长等人在1932年2月22日至3月20日向省委提交的报告中，对“三嘉塬事件”进行了如下阐述：“同盟军第一支队是中心骨干，第二支队纯系土匪杂合而成。用这样的成份组织部队，只有坚决弄清土匪流氓分子，洗刷部队。企图渐次改造，纯属幻想。因此决定：首先，应将第一支队的众多土匪头目从部队中清除，并逐步甄别，尽可能地保留一部分进步分子。其次，全面解决第二支队的问题。于是，第一支队将数名土匪首领一并驱逐。至2月初，第二支队已完全缴械，保留了一部分人员。其余大部分成员则被开除。”

三月下旬，刘志丹抵达西安，向省委全面阐述了“三嘉塬事件”的真相。省委对谢子长等人采取的措施表示了不满，指出：“你们频繁宣扬‘游击队成分不良’，却未加强教育，也未将我们的决议和指示在群众中进行讨论，反而将其封锁，使群众无法了解。因此，改造的唯一途径便是将‘坏分子’开除，并解除整个部队的武装。”

在“三嘉塬事件”发生后，涉事双方在随后的五十多年间，各自秉持着截然不同的见解与立场。

在1942年延安的整风运动期间，针对“三嘉塬缴枪事件”，部分同志质疑这是谢子长、阎红彦等人所策划的“阴谋”。对此，阎红彦进行辩护，他表示：“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有人指责这是我阎红彦的阴谋。今天高岗同志也在场，我想借此机会澄清，这究竟是阴谋还是其他？如果这真的是我的阴谋，那它并非个人之阴谋，而是党的事业所面临的挑战。我仅陈述这一点，并坚信自己的立场是正确的。”

1945年，高岗在西北历史座谈会上，怒怼了阎红彦:“你以后缴刘志丹的枪缴对了吗?他不是土匪，你把他枪缴了……你亲自把他的枪下了，把他搞在一个窑里;我们去了，门口还站着卫兵;当然你说怕刘志丹自杀，志丹见了我们就哭，你这枪是缴得不对，是带有宗派性质。”阎红彦再次申明:“对于缴枪一事，我承认我负有主要责任，但那时并非我担任主要负责人，总指挥是子长，政委是李杰夫。虽然我也在其中承担了责任，但我坚决支持并执行了党的指示。”

谢子长雕像

1955年，“高饶事件”发生之后，阎红彦继续为“三嘉塬缴枪事件”辩护，指责刘志丹。“刘志丹麾下的队伍实则是一群土匪，他们抢夺民间的财物，掠取妇女，沉迷于鸦片，在战斗中甚至有将妇女作为负担，与她们一同逃窜的行径。”（此指赵连璧在28岁时迎娶了一位寡妇，因无处可归，无奈将妻子带入军中，与之共同生活与并肩作战。）“若能将刘志丹拘捕而不加杀害，已是万幸。”

1962年，自《刘志丹》事件爆发之后，阎红彦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关于刘志丹缴械的问题，你们所撰述的过于简略。实际上，刘志丹并非红旗战士，他更侧重于南梁的作用，且在群众工作方面并未尽职尽责。随后的习仲勋、刘景范亦纷纷推崇南梁。然而，在当年的三甲塬，刘志丹在政治和组织上都犯了错误。就政治层面而言，他的立场和意识存在问题；组织层面则是未能遵循省委的指示。我无法认同将刘志丹描述为完全正确的人物，因为他对于红军的信心一直存疑，直至三甲塬事件，他最终缴械投降。”

1979年，在《黄土高天举红旗—吴岱峰回忆录》一书中，吴岱峰曾感慨地提及：“三嘉塬缴枪之举，虽属无奈之策，却亦为必然之举。其实质，关乎是否坚持红旗之志。若当时不选择缴械，整个队伍极有可能面临被分化、覆灭的危机。”

1988年，小说《刘志丹》作者李建彤（刘景范的妻子）在其作品中甚至直接点出谢子长、阎红彦等的名字，明确指出谢子长、阎红彦等有品质问题，认为“三嘉塬事件”完全是谢子长、阎红彦、吴岱峰等宗派主义者极端行为的结果，这是一起旨在削弱革命力量、对我党不利、对敌有利的不法行径。”

在1988年，小说《刘志丹》的创作者李建彤——刘景范的妻子——在其作品中大胆地提及了谢子长、阎红彦等人的姓名，并明确指出他们存在品质上的问题。她进一步认为，“三甲塬缴枪事件”实为谢子长、阎红彦暗中策划，对刘志丹的部队发起突袭。她坚称，这原本是他们犯下的错误，却反而诬陷刘志丹未坚持红旗政策。

中共中央就“三甲塬事件”做出了结论。1986年5月21日，中央办公厅发布文件强调：“队伍构成存在杂质，作风与纪律亟待整顿。依据党的建军原则，整顿实属必要。然而，在常规情形下，若采用一部分人缴械另一部分人的手段，尤其在刘、谢两位主要领导意见未达成统一时，如此措施尚且导致人员伤亡，无论谁作出此决定，均属不当，更遑论完全正确。幸而，队伍中的众多同志心怀大局，始终秉持革命精神，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壮大贡献了不可或缺的力量，刘志丹同志便是其中的佼佼者。此事已过去半个多世纪，相关的主要领导人亦已离世，现今我们应着重于总结经验与教训，不宜再追溯个人责任。”

自三甲塬事件发生后，随着刘志丹与谢子长两位革命先烈的相继离世，矛盾与分歧在高岗、张秀山以及阎红彦、吴岱峰等新一代领导人之间逐渐浮出水面。尽管中共中央在过往多次对这一事件作出了明确的定论，但涉事双方对于事件的认知与解读仍存在显著的分歧，统一意见至今难以达成。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仍旧悬而未决，成为一桩难解的历史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