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往事：大时代下的私人生活记忆

亲历者回忆：

延安时期私生活

来源：史记故事汇

延安私人生活回忆,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迁址至延安，彼时延安城内居民寥寥，不过两千余人。城中的饭馆寥寥无几，仅四五家，所用的餐具不过木制碟子与弯曲的树枝制成的筷子；而商店则鲜有招牌，一旦购错物品，欲寻原处更换便十分困难，皆因它们外观大同小异，满是污垢与破败。整个城市显得脏乱拥挤，尤其是公共厕所，其简陋程度更是惊人。

丁玲

在丁玲的纪实小说《医院中》，记录了这样一则生动的细节：老鼠在天花板上窜来窜去，不时啃食着浆糊。有一回，竟有一只老鼠从高处坠落，不偏不倚地砸在了正在熟睡的傅莱大夫脸上。

初抵延安的第一夜，于光远便遭遇了一场激烈的跳蚤大战，无奈之下只得逃离房间，裹着被子在场院里几根原木上度过了一夜。而原《人民日报》的社长胡绩伟也曾在他的记述中回忆起那段刻骨铭心的与臭虫抗争的经历。

独自蛰居在老旧的窑洞中，四周充斥着令人恐惧的臭虫，它们成群结队，从各个缝隙中涌出，仿佛一场前所未有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奇景。起初，我以指尖为武器，随后则用掌心奋力驱赶，却总是徒劳无功，手上沾满了恶臭的黄色液体。幸好，我随身携带了针线，急忙将带来的床单缝合成一个口袋，将自己包裹其中。即便如此，我还是难以入眠，辗转反侧，直到黎明将至，才昏昏欲睡了一会儿。然而，醒来时却发现床单上斑斑血迹，触目惊心。

在延安，居民们统一身着制服。冬季，每人发放一套棉衣裤和棉鞋帽，而夏季则仅提供一套单衣。起初，衬衣和衬裤并未配备（随后每年每人发放一件衬衣和一条短裤），由此引发了不少趣事。记得夏日里，田家英在延河畔沐浴，恰逢一群女洗衣工路过，他却因那条仅有的裤衩刚被洗过晾晒在河滩上，无法下水游泳。

延安中国女子大学仅提供两套服装：夏日，身着单薄的军装；冬日，则换上厚实的棉质军服。介于两季之间，并无换季的衣物。巧手的学员们巧妙地将棉絮取出，自制出夹衣以应不时之需。若有同学带来多余的衣物，她们便会慷慨地分给那些衣衫褴褛的同窗。每当有学员奉命前往大后方工作，来自都市的女学员们便会毫不犹豫地拿出各自的旗袍、大衣，供她挑选。

在陕北公学及抗大，七八名学员拥挤于窑洞的土炕之上，仅铺一层茅草，空间逼仄，以至于翻身都变得异常艰难。女子大学的学生们所拥有的卧位宽度不过一尺半，夜间起身时，往往发现床位已被占据，需费力挤入，方能重新占据一席之地。即便是男生的炕位，也仅有二尺半宽。那些习惯蜷缩而睡的学员们很快便被纠正，转而采取直腿挺身的睡姿。

女生早晨照镜子也是麻烦事，得排队，轮到者左顾右盼不愿离去，镜子女主人终于摔镜四分：“咱们还是‘共产吧！”一镜成多镜，增扩利用率。

同时，每人腰间永远挂着一个用罐头盒做的大茶缸，女生用它吃饭喝水、刷牙洗脸，甚至冲脚、洗屁股。

延安文化人一般得到稿费，多是主动与人共享，或是被朋友们“共产”，独自享用的情况极少。这几乎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规矩”。延安作家卞之琳回忆：“谁要是从邮局接到重庆、香港以至上海孤岛汇来的一笔稿费，就招呼朋友，三三五五，一分而光。”1938年8月31日，卞之琳到达延安，每月领取2元津贴。最多到街头小吃摊买5分钱一碗的醪糟鸡蛋打牙祭，几分钱买一包花生也会数人共享。

“馋”是延安人生活的主旋律。一位1938年初访问延安的美军上校写道：“伙食是每日两餐，只有单调的小米。……身上有钱时，他们就到镇上一家饭馆，把钱花在八宝饭上，因为他们太缺少甜食了。”

冼星海

冼星海对甜食情有独钟，在创作《黄河大合唱》期间，他特地要求光未然为他购置两斤白糖。待一切准备就绪，他盘腿坐在炕前，着手创作。一边口中嚼着白糖，一边从长长的烟杆里吐出袅袅烟雾，而他的妻子钱韵玲则在一旁为他熬制着“土咖啡”。正是在延安那间简陋的窑洞中，这首时代的乐章得以诞生。

王紫菲女士，这位来自中国女子大学的学生，在晚年回忆中提及，抵达延安后最深刻的体验便是那难以抑制的饥饿。身无分文，她漫步在延安的街头，每当目睹摊位上那洁白如雪的面粉馒头，她的视线几乎要为之迷离，内心更是升起一股难以抵挡的偷食冲动。记得有一次，她和三位中国女大同学一同逛市场，她们的口袋里总共不过区区两分钱，仅能购买一瓶老陈醋。她们小心翼翼地在醋瓶上划出三等分，起初，她们用舌尖小心翼翼地品尝，觉得那酸酸甜甜的味道简直妙不可言。然而，控制不住的欲望最终战胜了克制，她像狼一样迅速地将自己的那份醋一饮而尽。由于当时空腹且未进食油脂，其中一位女生回到窑洞不久便开始剧烈腹痛，滚落在床，呕吐不止。从那以后，她便再也不敢触碰醋了。

初抵延安之际，华君武于晚会散后，腹中饥肠辘辘，却无食可果腹。无奈之下，他只得将当日糊制窑洞窗纸时所剩的半碗面粉，兑水调成糨糊，权作夜宵。华君武晚年感慨道：“虽已过去43载，那碗浆糊的滋味仍历历在目，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浆糊能时常成为我夜宵的选择。”

振中（后任武汉华中工学院副院长），二两一个的包子连吃24个，然后才问：“什么馅？

在延安，众多新婚伴侣因现实条件的局限，尽管已结为连理，仍需分别居住于集体宿舍之中。唯有到了周末，方能成功申请到由窑洞改建而成的“青年宿舍”，得以短暂相聚。昔日延安公职人员的住宿固然全免，但夫妻俩若想在周末的“青年宿舍”中团圆，却需支付一定的费用。

抗大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回忆道：“屋内仅设有一张床铺，被褥需自行携带，且不提供餐食，每次住宿需支付五分钱。每逢周六，年轻夫妇们会携带被褥前来住宿一晚，翌日清晨又背起行囊，重返各自的战斗岗位。”

即便这样的短暂姻缘，亦让延安众多单身汉心生艳羡。

中共中央旨在弥补众多高级将领因军务繁忙而错失的青春年华，故积极鼓励并协助他们解决婚姻大事。在那个时代的延安，师级以上军官中有高达80%的人在此时选择恋爱、结婚、组建家庭、养育子女。然而，对于许多知识女性而言，这些老干部似乎只习惯于日常的饮食、休憩和战斗，与之恋爱似乎显得颇为乏味。

1936年，马海德随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抵达陕北，于陕甘宁边区医院担任中共中央的保健医生。彼时，他倾心于延安的佳人、鲁艺学院的学子苏菲，对她的追求愈发炽热。

马海德与苏菲

马海德与苏菲之间的跨国恋情，引发了鲁艺众多男学员的集体不满。众多鲁艺男生目睹了这位外国友人将学校的校花收入怀中，出于一种“报复”，他们选择在接下来的几个周末傍晚，潜伏于鲁艺校门口的斜坡处。当马海德前来接走苏菲时，他们突然大声喊道：“敢带走苏菲，就得留下赎金！”随后，他们迅速冲上前去，拦阻马海德，从他口袋中搜出香烟和零钱。

1940年3月3日，马海德与苏菲在延安喜结连理。

士兵（含班长）每月1元，排长2元，连长3元，营长4元，而团长及以上的津贴则为5元。至于知名文化人士和大学教授，津贴则在5至10元之间不等。王实味和陈伯达的月津贴均为4.5元。冼星海的津贴为每月15元，其中包含女大兼课费3元；鲁艺音乐系的教员津贴为12元，助教则为6元。这些津贴均以延安的“边币”支付，1元边币可购买两条肥皂、一条半牙膏、两斤肉包子或十几枚鸡蛋。在最为艰难的时期，甚至这点微薄的津贴也一度被暂停发放。

冒舒湮曾记载：“在法院，工作人员与囚犯所食用的饭菜，皆出自同一锅烹煮。”

在延安，纸张与笔极为匮乏，每人每月仅能分配到五张纸。然而，对于作家们，却有着特别的优待，他们可以不受限制地领取纸笔。1940年1月，范文澜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仅四个月，便应张闻天同志之邀，抵达延安，负责主持马列学院中国历史研究室，并担任《中国通史简编》的主编一职。范先生的妻子属于传统家庭妇女，文盲出身，初到延安，她深感诸多不便，又时常牵挂家中物品，常常在私下里默默流泪。张闻天夫妇时常探望范文澜，并派遣服务员照料他们的日常生活，每月还发放4.5元的津贴。范文澜同志认为，自己面临的最大困难还是书籍的匮乏。于是，张闻天同志便安排地下党将范文澜同志家中的书籍运至延安，共计五六十箱，其中绝大多数为线装书籍。范文澜同志对此深感感动。

在延安，物价之低廉令人惊叹，猪肉的价格仅为每斤二角，而一角钱便能购买十几枚鸡蛋。陈明远先生经过一番换算，指出延安的一元钱在当时相当于19世纪90年代末的三十至三十五元。若以相对价值衡量，这至少相当于2008年人民币的百元以上。在那个时期，延安对于贪污的整肃极为严厉，1938年的规定是，贪污金额达到200元或受贿100元者将被处死。随着货币的贬值，贪污金额超过500元的，则将面临枪毙的惩罚。

在延安，文化人中流行一种独特的风俗——“客请”，意指由于当地经济条件有限，通常由来访的客人承担宴请的费用。1938年5月的初旬，美国驻华参赞卡尔逊上校在延安与医生马海德相遇，并邀请他一同前往一家以八宝饭闻名的餐馆享用晚餐。沿途，众多人对马海德致以问候，马海德便邀请他们一同赴宴。他的这种豪爽，巧妙地利用了我的好客之心，令我忍俊不禁，因为他深知我的经济并不紧张。当我们抵达饭馆时，身后已尾随了十几位年轻男女，他们欢声笑语，沉浸在聚餐的喜悦之中。众人各自点了一道喜爱的菜肴，享用完毕后便各自离去。

1936年秋季，刘英不幸感染了流行性感冒，体温持续攀升，延安却无药可寻，只能寄望于“切勿引发肺炎”。她被安置在隔离的窑洞中，时而昏睡，时而清醒，每日仅以小米粥汤为食，全凭自身之力与病魔抗争。丈夫张闻天既感忧虑又心急如焚，每日早晚两次透过窗户纸上的缝隙，向她表达关切与慰藉，还不时将全部津贴交予警卫员，用以购买鸡蛋熬汤，以供刘英滋补身体。

张闻天

刘英询问警卫员：“闻天的五元津贴全给了我，他日常饮食怎么办？”警卫员眼含泪水回应：“他只能以红锅炒白菜为食。”

刘英恢复二十多天后。

昔日陕北省委的组织部长郭滴人，亦如刘英那般病榻缠绵，高烧不退。然而，他终究未能战胜病魔，不幸离世，年仅29载。

郭小川回忆《延安生活杂忆》。

我抵达延安是在1940年年底。那时，延安最为独特之处，莫过于延河两岸的男女青年。女大学生们就读于党校对面，每当晚餐后或是假日，沿河散步的人群络绎不绝。女同志们身着蓝斜纹布帽，即便在晴朗的日子里，她们也习惯将帽耳放下。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她们佩戴的围巾，色彩斑斓，仿佛在模仿都市的时尚潮流。

男同志们最具特色的着装非白茬短皮袄莫属，搭配布料或毛质围巾围在颈间。那一年分发的鞋子质量上乘，乃是高筒式的黑色布棉鞋。

“老实说，这期间便蔓延着自由主义的风气了。作为人们的谈料的，不是别的，而是文学与恋爱。文学与恋爱，二者这般密切，流行在人们口头的语汇，是‘灵魂的美，是‘文学气质。”

赴延安的青年多为中小知青，大家一窝蜂去搞文学，延安一时出了200多个诗人。只要在报纸上发表几首诗，便是诗人了。1940年，延安大诗人萧三说：“在延安的青年写的诗最多（文学刊物，例如《大众文艺》上，75%—83%是诗歌）。”文艺青年聚在一起，不是谈论谁谁的文章真好，就是评说那人的文章如何如何要不得。

延安中央党校的女学员们曾约定：不嫁老干部。但实际上，很多知识女性在知识分子和老干部之间，面临两难抉择。丁玲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三八节有感”一文中，这样描述延安女性的尴尬：

女性成婚的事件总是引起众人的关注，却难以满足所有人的期待。……画家们以讽刺的口吻评论道：“一个科长都能嫁出去吗？”诗人们也感慨：“在延安，只见骑马的首长……艺术家在此地恐怕难以寻得美貌的伴侣。”但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她们也能听到这样的训诫：“哎呀，看不起我们这些老干部，称我们是土包子，若非我们这些‘土包子’，你们能有资格来延安享受小米饭！”

一位年逾四十的江西老红军与一位城市出身的姑娘喜结连理。这位老红军曾是八路军120师某旅政治部民运部的部长。在奔赴前线之际，他收到了一封女学生的深情信件，信中最后一句饱含深情：“我给你一个深情的吻。”

部长手持信函询问信使：“她托我转交的物品现在何处？”

捎信人疑惑：“没带东西？”

部长指着信：“这不是给我一个亲爱的吻？这个东西在哪里？”

这个故事迅速演变成了“老红军”与“女学生”相结合的传世佳话。

一位历经重重磨难，最终抵达延安的浙江大学女学生，通过组织的安排，与一位出身于佃农家庭的老干部结为连理。起初，她怀揣着高涨的革命激情，遵从组织的安排，每逢周六便前往老干部的窑洞，然而往往一夜之间，两人之间却鲜有交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位女生开始感到厌倦。

某日，她邀请配偶于月夜共赏美景，却被丈夫打趣：“这月亮有何吸引力，不就是一个圆圆的烧饼吗？白天忙于事务，夜晚在外闲逛有何趣味？”浙大的女子泪眼朦胧，黯然离家，留下了一首哀怨的诗篇：“嫁作凡夫不知意，明月轻视似饼形；礼拜六不再期待，春宵千金空自悲。”自那之后，她便不曾归家，无论组织如何劝说，她亦不为所动。

官司打到毛泽东处，毛写诗回应女生，替老干部辩护：“春花秋月枉多情，天上人间两画饼；寒来花月不能衣，饥时一饼胜千金。”

在延安时期，局势相对安定，组织亦积极倡导干部与官兵们积极解决个人问题。干部们自然倾向于寻找气质出众的女子，而欲具备“气质”，则需略通文墨、略读诗书。米脂县，作为陕北的首富之地，该县绝大多数地主富农之女均受过教育，因此，此地便成为了红军干部择偶的首选区域。军中甚至将米脂县誉为“丈人县”。

1938年，在山西汾阳东南地域，八路军685团的团长杨得志取出了一枚银元，恳请一位当地乡亲帮忙购置鸡蛋。出乎意料的是，他竟然用这枚银元买到了20斤鸡蛋。在杨团长尚未成婚之际，一位善良的老乡为他物色了一位貌美且学历不凡的姑娘，她不仅容貌出众，还完成了高小教育。双方都对此表示满意，然而，姑娘的父亲却要求杨团长支付100块银元的彩礼。面对这样的要求，杨团长所能提供的，不过是一些粮食，但对方却坚决拒绝。

杨得志随后晋升为344旅的代理旅长。在渡过汾河之前，他本欲携同那位姑娘一同离去，然而最终还是未能如愿以偿。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囊中羞涩，无法筹集到那100元银两。

女性资源稀缺，男性间的竞争随之愈发激烈。在萧军与萧红解除关系后，他曾与丁玲有过一段恋情，随后又与青年女演员王德芬订下婚约，最终辗转前往延安。

抵达延安之后，王德芬似乎与萧三之间又产生了纠葛。在一次边区文协的会议上，萧军、萧三、艾思奇、吴伯箫等约十余人出席。萧军从靴筒中拔出一把匕首，猛地往桌面上用力一插，大声说道：“萧三，我非要杀了你不可！”此言一出，众人皆感惊恐，纷纷相互对视，场面一时尴尬至极。

憨厚的艾思奇缓缓开口：“萧军，你若有何见解，不妨直言，切莫如此粗暴。”言罢，萧军方才将匕首收起。

1938年，年仅16岁的何鸣踏入抗大校门，便迅速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在众多追求者中，抗大队长兼教员聂凤智脱颖而出，这主要得益于他不久后还兼任了卫生所所长一职，从而与何鸣拥有了更多“正当”的互动机会。

聂凤智的言辞真挚而坦诚：“身为党员，你我同属这一光荣行列，且均无传染之虞。我们双方均系自愿结合，彼此之间并无任何强迫。”

聂凤智自15岁起便投身军旅，每逢战事，他总是斗志昂扬。身上留下了11处枪眼，八次负伤，他的勇敢无畏可见一斑。何鸣评价道：“他战场上的英勇，让人心生敬意。”

在1940年的元旦佳节，26岁的聂凤智与18岁的何鸣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晋察冀的婚礼上，抗大教育长罗瑞卿担任了主婚人，他们以大白菜和豆腐为主食，场面热闹非凡，颇具喜庆。

何方回忆：

“自整风运动拉开序幕，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便逐渐消退。在整风过程中，不仅鲜有人再研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即便是那些曾投身理论研究的学者，亦纷纷进行自我批评。似乎那些未曾涉猎理论之人，反而显得更为清白，至少他们无需面对检讨的难题……”

即便是一些资深干部，诸如曾任中办副主任的王首道，为了彰显与教条主义的彻底决裂，竟将部分马列经典抛掷于窑洞之外……一度被视为珍稀的马列著作，此时却沦为无用之物，多余的负担，于是有人便将其携带至南门外的新市场，以废纸之价论斤出售。”

师哲揭露康生夫妇。

他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所需，无不由秘书精心打理，甚至包括个人卫生，如洗脚和沐浴。在伙食标准上，康生与中央领导保持一致，但他也有自己独特的偏好。例如，他只穿狗头牌的袜子；所用的地毯均源自中亚；衣物（尤其是大衣和外套）必须是莫斯科制造；办公桌上也总是摆放着各式干果，如花生米、核桃、杏仁以及柿饼等。

即便如此，他仍旧频繁地向他所执掌的社会部抱怨，以期获得特别的关照。

延安作为革命精神的象征，与顽强拼搏紧密相连，竟然隐藏着康生这样的个别“死角”，这能令人置信吗？然而，这却是铁证如山的事实！

他时而品味咖啡，时而畅饮美酒，虽非频繁，却自有一番豪饮的风范……因怀才不遇，他以酒消愁，特意将米大夫请至家中，拿出了珍藏多年的法国与英国名酿，一番畅饮直至日落黄昏，两人皆醉得不省人事。